晚清有个王爷,大清还没亡,就把712.5万英镑(相当于现在的200多个亿)存进了英国银行,这笔巨款放在当时足以颠覆所有人的认知。
大清朝还没关门大吉,当家做主的领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,就已经把高达712.5万英镑的巨款悄悄存进了英国银行。
这笔折合4700多万两白银的庞大资产,相当于当时《辛丑条约》赔款总额的十分之一,足够重建三十多支北洋水师舰队。
身为朝廷重臣,身在北京紫禁城,心思早已飘向了大西洋彼岸。
当国家的最高执政者置社稷于不顾,急着把金银细软搬往国外,这个行将就木的帝国又怎能逃脱覆灭的宿命?
这位轰动一时的庆亲王奕劻,出身其实谈不上显赫。
作为乾隆皇帝第17子永璘的孙子,传到他这一代时家道早就败落,父亲因涉案被发配盛京,他起初只袭了个低等宗室头衔。
改变命途的契机,源于他写得一手工整的好字。
早年间慈禧太后与娘家兄弟书信往来,多由奕劻代笔捉刀。他为人谨小慎微,对太后言听计从,逐渐赢得了信任。
1884年“甲申易枢”朝局变动,奕劻接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持外交,随后一路平步青云,不仅进封庆亲王,还在1903年补入军机处担任领班军机大臣,兼管财政与练兵事务,把外交、军政和财政三条大权全揽于一身。
掌握了核心大权,权钱交易便成了顺理成章的生财之道。
奕劻与儿子载振、大臣那桐勾结在一起,公然明码标价卖官鬻爵,被京城百姓戏称为“庆那公司”。
1901年奕劻代表清政府签署《辛丑条约》,谈判桌下外国财团为了攫取在华好处,每年送出数十万英镑的利益,相当一部分落入了奕劻的口袋。
钱多到一定程度,如何存放成了难题。当时其他权贵大多习惯将银两存在国内钱庄,奕劻却把目光投向了洋人的银行。
1903年日俄战云密布,局势动荡,奕劻赶在消息传出后,派人把120万两白银送往东交民巷的英商汇丰银行。
为了图个绝对安全,奕劻宁可放弃官办银行更高的利息,甘愿接受汇丰仅有年化2.4%的低息。
经由天津四大买办之首的吴懋鼎经手办理,奕劻的存款完全避开了实名,挂在“某堂某会”的堂名之下,形成华洋双重账目。
1904年,御史蒋式瑆拼死上奏弹劾奕劻私存巨款,慈禧太后派出左都御史清锐与户部尚书鹿传霖前往查办。
这场调查闹出了天大的笑话。
调查组第一趟去碰上礼拜天银行休业,第二趟见到银行经理熙礼尔,对方直接依据“存户资料绝对保密”的行规拒绝查账,声称未曾见过庆亲王,华洋账目更不能示人。
朝廷拿享有治外法权的洋银行束手无策,最终只能以查无实据结案,反倒把举报者蒋式瑆革去御史职务。
朝廷查不动汇丰银行,反而给外资银行打了一场轰动的广告,吸引了大量晚清官僚将脏钱存入其中。
1907年,御史赵启霖再次参奏奕劻在“杨翠喜案”中受贿十万两,结果依然是举报者被革职,奕劻安然无恙。
到了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,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记者莫理循撰文曝光奕劻在英国银行的存款总额高达712.5万英镑。
虽然学界对这一数据究竟是单一银行存款还是总家产估值存有争议,但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多次将他称为中国最富有的人,坐实了他转移资产的事实。
武昌起义爆发后,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奕劻收受了袁世凯的重金,跑到隆裕太后面前痛哭流涕逼迫退位。
大清逊位后,奕劻带着万贯家财迁居天津英租界。据
曾在载振府里供职的汪荣堃回忆,奕劻晚年将巨款分存于美商花旗银行与英商汇丰银行,光靠吃利息就足够全家挥霍无度,直至1917年病死。
末代皇帝溥仪对他恨之入骨,特意赐了他一个代表“追补前过”的恶谥“密”字。
庆亲王奕劻的存钱绝技,道尽了晚清政权从内部瓦解的必然。洋银行的保险柜守住了他的万贯家财,却彻底推倒了清王朝最后一道精神防线。
当统治核心层不再信任自己的国家,争相把膏血搬往海外那一刻,帝国的倾覆早已不可逆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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